的四个维度,心灵洗涤和净化的过程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纳丁·戈迪默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着、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着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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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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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创刊于1949年6月···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新中国文艺第一刊··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文学更有温度、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更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

丁东亚:张老师您好,2018年神农架笔会有幸邀请您来,只是未能得以与您畅聊,深感遗憾。截至目前,我有幸责编了您三篇小说,但实际上2016年我在跟您联系约稿时,其实就对您怀有一份好奇。我知道您是理工科出身的留德博士、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同时还兼任徐州作家协会主席,对于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可谓是佳作不断,能否谈谈您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念?您在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张新科:我在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一般来说,学理工科的人理性思维强一点,学文科的感性思维强一点,而文学是偏感性的。所以,学理工的一般只写论文,不写小说。我的情况特殊,我的创作欲望其实早已萌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完全源于个人爱好,与专业无关。那时所谓的文学创作,是诗歌、游记、感想、散文之类的东西。写的东西被学校和地方性的刊物收录后,给予了自己极大的信心和动力。随着视野、知识、阅历的增加,自己对文字对文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优秀的作品有着一种无穷而神秘的力量,展现的不仅是文字、逻辑和故事,更是善良、情怀和担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文学更有温度、更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正是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力量,多年来我潜心生活深处,结交各式人物,体味人间冷暖,不断用作品关注人性悲悯,讴歌平凡劳作,敬畏善良正义,塑造国家和城市精神与个性,彰显时代风潮。

我始终认为,大学校长不仅在“象牙塔”内做学问办教育,更应承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要为引领城市风尚、塑造国家精神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都是以积极的心态肩负起知识分子的光荣义务,这也是支撑我教育与文学“齐头并进”的强大动力。多年来,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一方面主动谋划思考高校的事业发展,同时处理众多繁杂的事物,履行大学“掌门人”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拼命挤出时间,潜心开展文学创作,哪怕白发骤生、衣带渐宽也无怨无悔。

丁:您在一篇采访中说父亲是您开启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是他激发了您在文学上的努力吗?能谈谈您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吗?

张:是的,我的父亲是河南省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是尽职尽责的事业心,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成才甘作“春蚕”,很多事情我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二是博大的胸怀,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容留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在我们家寄宿生活,不求任何的回报,这些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彻底改变了命运;三是以文学修身,喜好读书,爱好文学,以儒雅优良的品格修养,在家乡广受尊敬。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小就迷恋上了文学。我的母亲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妇女干部,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运动,是我2018年出版的献礼淮海战役70周年的长篇小说《鏖战》中的原型人物之一,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和对事业的忠诚。出于对父母这一代人的无比敬重,出于新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呼唤,我的文学创作欲望被激发,经过不断地积累沉淀,逐渐开启了文学之路,并将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丁:您是90年代较早的公派读博的学生之一,求学的历程是从河南上蔡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德国汉堡,之所以要谈起这点,事实上是因为您那部广为读者赞誉和好评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那部小说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构思到完成,据说用了18年时间,因为小说是写被尘封的中国人保护犹太人免遭迫害的故事,所以我猜想它与您的求学经历一定有着某种关联,至少它应该拓宽了您的人文视野,您在留学过程中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那么,又是什么动力促使您要去完成这样一部有着大爱情怀、惊心动魄的作品的?

张: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描写二战时期德国人冒死拯救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开始热播,影响很大。每当和外国朋友聊到电影,聊到民族与人性光辉时,总会有人提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只想着为自己而战,没有为其他民族作更多贡献的国际情怀,中华民族再有五千年文明,也是黯淡无光的。西方社会在人道人性领域对中国人颇多微词,无论是三五好友闲聊时的无意流露,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都让我内心十分酸楚。我一直在思考,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站立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更需要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来,以积极的心态勇敢地自信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留学生的我,从那时候起就想为此做点事情。

1995年,我偶然在当地德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面对德国人的疯狂迫害与残杀走投无路之际,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以及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救助,免遭纳粹杀戮的事件。这让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巨浪,我决定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苦难岁月,仍然怀揣着民族大义,无私地庇护着大批面临被屠杀境地的犹太难民,并为此做出重大的牺牲。自此,经过大量采访、调研、搜集资料后,18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写就了长篇小说《远东来信》!

丁:我知道您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描写雨花英烈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近来您又完成了描写淮海战役的新长篇《鏖战》,似乎您的创作对历史题材尤为偏爱,是什么促使您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创作小说?您曾说“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在写作中您是如何让自己的这一观点一步步得以实现的?

张:哲学家萨特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时代呼唤作家,要坚守创作的“本”,哪怕“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坚持正确的文艺立场,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想聚焦历史题材,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民众讲好历史、英雄的故事,集聚起信仰的力量,树立起信仰的丰碑。

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就是出于我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无限敬仰。近年来,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无论是创作《苍茫大地》还是《鏖战》,我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追随英雄的足迹,自费分别到国内外三十多个城市采访采风,行程近十万公里,挖掘数以百万字中文、英文和德文版史料、实地采访、深度调研,并牺牲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谢绝几乎所有的应酬,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左右,倾注深情与心血,终于撰写完成这两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2018年清明节,我第三次来到《苍茫大地》主人公许包野的老家广东澄海祭扫,献花献书,隔空倾诉,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目前,《苍茫大地》与《鏖战》两部小说,先后被江苏省委党校列为干部培训必读书目,这也令我倍感欣慰。

相对于长篇来说,

中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和力度,

我喜欢这样的挑战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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