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个维度,一部关于战争灵魂的诗意长篇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图片 1

图片 2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刘白羽,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经典作家之 草 明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中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个太阳》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厚积薄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恰如作家所述:“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在《第二个太阳》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这里,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刘白羽在他的长篇《第二个太阳》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个宏大壮丽的主题,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早晨。

1934年随着广州白色恐怖的加剧,草明与罗西来到上海,在《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聂绀弩邀请的聚会上,草明与胡风和罗西等人见到了尊敬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草明写作了更多的隶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绝地》,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与鲁迅、茅盾、巴金、罗西等17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5年一度被捕入狱,得到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人的设法营救和经济支持。1936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鲁迅逝世后她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工作,与同是广东人的许广平一起到鲁迅墓地。与鲁迅的结识和鲁迅的教诲,成为草明左翼文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样,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在《第二个太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