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高原上的诗意传承,爱国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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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宛如牧野高原上涌动着的草浪,内蒙古的新诗历经了漫长的生长蔓延与起伏嬗变,70载光阴,这片绿草地上收藏了多少风雨多少阳光,是到了回首检验的时候。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70年,对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而言,或许只是一朵浪花,而对于新诗特别是草原上的新诗来说,当是一个生命的起始,一部交响乐的序曲乃至重要乐章。70年间,内蒙古的诗歌有着怎样的收获,有着怎样的走向与脉络,创作观念发生过怎样的变革,诗人们呈现着怎样的群体面貌与个性特征,以及内蒙古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草原诗歌”现象的形成及其审美特质等,都需要一个文本来加以汇集、梳理、反观。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论及70年的内蒙古诗歌,绕不开中国百年新诗这个前提。100年来,伴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迅猛前行的文化发展,中国新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催生了草原诗歌的发展。70年来,内蒙古诗歌以顽强的生命底色与中国新诗大潮迎面汇合,渐渐形成了风格别具、奔涌摇曳的花的原野。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70年的内蒙古新诗,最重要的成果当是草原诗歌精神的确立。何谓草原诗歌?我认为,草原诗歌是指以草原风光、风情、风貌为底色,以表现忠勇、自由、追寻为精神内涵,以明快、豪迈、哲思为基本风格的诗性抒写。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当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民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壮美。

追溯草原诗歌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是清晰的。新中国的建立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焕发鼓舞了草原儿女的歌唱热情,为内蒙古新诗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新时代、新气象、新希望,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草原诗性,拨动了草原敏感的艺术神经,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讴歌时代。新诗,无疑是最无拘无束、最符合草原性情的抒发方式。因此,70年来,新诗在内蒙古的生长获得了令人慨叹的广阔自由。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表达。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纳·赛音朝克图,这位穿越旧时代、拥抱新生活的诗人,率先唱出了滚烫的颂歌。“像红艳艳的火焰徐徐高升/我们的国旗,有多么威风/成立了新的国家呀/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欢欣!”《我们的国旗》拉开了内蒙古政治抒情诗的序幕。而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则带着草原生活的清新与草原人民的挚诚,向新生的共和国唱出了赞美的心声。作为第一代内蒙古新诗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可谓这一时期草原诗歌天幕上次第亮起的双子星座。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一个时代涌现出的不止是一两位歌手。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任何一个辉煌的文化现象无不是以群体共建的方式呈现的。几乎同时,美丽其格、孟和博彦、其木德道尔吉、特·达木林、安柯钦夫等一大批年轻的诗人们,以其单纯、欢乐、豪迈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声调加入了这一合唱。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赞歌唱给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沸腾的现实生活的确容易引燃诗人们的激情。很快,草原上就诞生并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空前活跃的诗歌队伍。韩燕如、安谧、戈非、贾漫、纳·塞西雅拉图、哈·丹碧扎拉森等年轻的诗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内蒙古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歌颂党、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生活、歌唱民族、歌唱团结,诗中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开创新世界的豪迈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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