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回归理性,中国宗教学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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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历程:30年,宗教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

俄罗斯宗教哲学是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近代俄罗斯哲学土壤上的嫁接之果。它形成于19世纪初,成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致力于更新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观念,在掀起大规模文化复兴从而迎来俄罗斯文化史白银时代的同时,也通过浩大的寻神运动踏上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全面兴盛之路。

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它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打破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闭状态,激活了社会生活,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复苏与开展,宗教研究也活跃起来,宗教学的名称开始见于文件和报刊。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联络全国的学者,陆续在各地举办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规划会议,重新组织学术队伍,全面开展学术研究。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者有130余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学人,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梅益出席会议。老一辈人士与学者中有丁光训、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罗竹风、陈国符、徐怀启、侯方岳、严北溟、方国瑜、陈泽民、姜椿芳、徐梵澄、纳忠、王神荫、马贤、谷苞、熊德基、王怀德、郭朋、石峻、马学良、张德光等,还有一批当时处在壮年的学者,如罗冠宗、韩文藻、王尧、卿希泰、丁汉儒、马兆椿、勉维霖、多杰才旦、高振农、肖志恬、朱德生、黄心川、赵复三、郑建业、耿世民、马耀、朱天顺、唐明邦、陈修斋、徐如雷、尹大贻等。当时处在中青年的学者,有吕大吉、金宜久、何耀华、王友三、陈启伟、戴康生、闫韬、李富华、牟钟鉴、张义德等。这次会议实现了政、教、学三界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决定创办《世界宗教研究》,号召在全国各地开展宗教研究。会上发言批判“宗教鸦片基石论”,提出要清除“文革”左倾思想影响,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神圣权利,必须坚决维护。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理性的态度是主导性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宗教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从此,宗教学研究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对于苏联与当代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景观,包括路径、流派、理论引领等,俄罗斯学者有过概括: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取代了原有的多元;1991年后,多元重新取代了一元。多元化研究的典型表现便是学界自苏联解体后对宗教哲学的热情关注,但这种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是不同的。

198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文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从正反两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基本观点。指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中国宗教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是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还提出:“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努力办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这个文件的颁布,不仅使宗教工作开辟出新局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逐步落实,也极大推动了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20世纪90年代:填补精神空场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从正面阐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容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俄罗斯宗教哲学在苏联时期被迫远走他乡,但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因其流亡身份、因其主张哲学的作用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一度声名鹊起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舞台。苏联解体前夕,它就在本国重返天日;20世纪90年代,它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

21世纪开始以来,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指明了主导性的建设性的方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态让人们品味了思想解放的极度欢乐,也使社会精神一度面临困境。传统宗教哲学反对人与神的双重专制、主张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等理念,既迎合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绪,也适应了其反叛信仰专制的心理需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使社会秩序一度失序。传统宗教哲学对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双重拒斥以及重视精神神圣感、蔑视世俗物欲化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了民众回归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环境的心理,也适应了其寻求人生价值所在的精神渴求。因此,期待和相信富于怜悯心、诚实感的宗教布道能够救治社会病态、使人的精神道德崇高的社会意识助推了俄罗斯学界的宗教哲学研究热忱。

4166金沙手机官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系统从世界宗教研究所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发展出许许多多研究机构,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院都陆续建立了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学如北大、人大、中央民大、复旦、武大、中大、山大、厦大、南大、川大、浙大等,纷纷成立了宗教学系、宗教学专业或宗教研究所,设置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点、博士点,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宗教学专业人才,不断充实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力量。目前仅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就有在读博士生26名,硕士生24名,本科生135名。宗教研究刊物也多了起来,如《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宗教学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学》、《宗教》、《世界宗教文化》、《宗教与民族》、《佛学研究》、《佛教文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金陵神学志》、《天风》、《中国天主教》等。宗教学界的刊物提倡理性的研究,宗教界的刊物当然在教言教,也不乏学术性的文章。还有一大批地方性宗教研究刊物,如《福建宗教》、《上海道教》等,不下数十种。各地宗教学研究在共同发展中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世界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它的学科分支齐全、承担国家项目众多的传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基地的特色在佛教与基督教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特色在民族宗教学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道教与宗教学研究,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在基督教与宗教对话研究,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基地的特色在犹太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特色在当代宗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的特色在伊斯兰教研究,等。

苏联解体导致了昔日的精神偶像倒地,深陷傲慢与自卑窘境的学术界不得不踏上哲学与文化的寻根之旅。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基于宗教世界观的基本准则来关注人心和现实,方式独特,基于从内向外的基本理念来阐释世界和人生,见解独到,既有别于将上帝权威化为极端的传统宗教,又有别于将人圣化为理性神的近代西方哲学。它既赋予世界和人生以内在价值,又从宗教体验中吸取养料;既吸取西方近代哲学,又诉诸基督教的概念和形象;既强调基督教精神,又主张人道主义价值;它关注宗教信仰与个人道德的沟通,以人性反对非人性,以非理性排斥理性。这一整套理论无论是对于人的心灵、情感、道德、精神世界的建构,还是对于人的超自然生存意义和理想使命的实现,都极具价值。因此,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因其饱含宗教的、道德的、人的元素而不失为点亮彼时俄罗斯暗淡精神星空的一盏明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1983年设立以来,宗教学学科组评审资助了许多宗教研究项目课题,并向青年项目倾斜,鼓励青年学者探讨宗教。30年来,宗教学学术专著大量出版,发表的论文数量庞大,在流通市场中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作者和读者的队伍同时迅速壮大了。根据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4家资料统计,至2006年5月馆藏宗教类中文图书约1700余种,包括专著、论集、译著、文献注讲与选编、工具书等,作者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港澳台学者,其中大部分书籍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并且增加很快。国内唯一专业性的宗教文化出版社成立13年来共出版宗教类图书1000余种。中国民族报社开办了《宗教周刊》,深受社会的欢迎。与此同时,国内外宗教学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频繁,规模也在不断扩展。中国与海外宗教学者互访,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对话交流相互促进。西方宗教学的经典著作和当代名著的翻译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系统性强,涵盖面大,消除了不少文化交流中的文字障碍。大陆宗教学的活跃,得益于吸收海外国外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也促进了海外国外学界对中国宗教及研究的关注。海峡两岸的宗教学交流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活跃的组成部分,它和两岸宗教界的交流汇合起来,推进了两岸和平统一事业。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直指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复兴。短短数年间,N.A.别尔嘉耶夫、B.C.索洛维约夫、Л.舍斯托夫、C.H.布尔加科夫、И.B.基列耶夫斯基、A.C.霍米亚科夫、H.O.洛斯基、C.Л.弗兰克等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在国内得到翻译和出版,相当数量的当代俄罗斯学者关于上述宗教哲学家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亦随之出版或发表。同时,根据俄罗斯教育部将宗教学、宗教哲学列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必修课的规定,学界编撰和出版了教科书《宗教学原理》《宗教哲学:系统概述》和相应参考书,以及为此类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当代俄罗斯各民族宗教词典》等大型工具书。

近30年里,宗教学已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显学,它在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和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提供理论咨询、繁荣人文学术研究、培训宗教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国内外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的研究成果不断流布,促使社会各界以更加开放的心胸了解宗教,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增加了宗教知识,学会与它正常相处,推动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宗教对话,也有益于各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状况,就范围看,既涉及宗教哲学自身的理论,又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人类学中涉及的宗教问题;就内容看,既包括对价值重建、地位作用、文化批判、认识论、本体论等基础理论的考察,又包括对人本论、人格论、自由观、人神性、生存论、心理观、价值观等具体理论的探讨;就态势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倾向,即大都致力于宗教哲学内在价值的回归,在强调灵与肉、神与人的统一以及寻根和寻神的双向运动中,增进个性自由与社会稳定的联系。

未来的重任: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创造更多新理论

因此,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与学术界寻求社会精神的解困之方、社会秩序的归常之径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宗教学30年的发展速度在人文学科领域已属罕见,成绩骄人,但与时代的要求和长远目标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不仅许多问题争议不休,而且存在着薄弱和空缺地带,一些领域未来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而宗教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则刚刚开始。例如: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宗教发展新趋势及对我国影响的研究亟须加强,前苏联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做得不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有待充实深化,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长期聚讼纷纭,民间宗教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未获明确认识,宗教立法与当代政教关系研究尚须大力进行,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还要全方位加以揭示,传统宗教的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拓展,其现代转型研究成果不足,以及宗教心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文化学都需要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等等,总之用得上《论语》的一句话,宗教学尚“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继续保持和加强已有的学术活力,使中国的宗教学产生出更多的创新理论,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对话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回归学术理性

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21世纪以来,以普京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及多数企业家和部分民众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需,逐渐厌弃和冷落了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宗教哲学,转而推崇注重科学理性和现世物质利益的西方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俄罗斯的宗教哲学研究已似明日黄花。然而,当普京将新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之一确定为社会团结,从而表明当政者迫切需要借助新理念为民众构筑精神堤坝时,学界也看到了通过宗教哲学营造社会精神家园的希望。于是,俄罗斯学界继续热衷于对传统宗教哲学的研究,但较之20世纪90年代,这一研究又有其独特性。

以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和他独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为标志,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西方宗教学成果及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信仰要尊重,研究要理性”,影响巨大。罗竹风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总序指出:“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和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纲要》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在培养宗教学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新平的《宗教理解》和张志刚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都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介绍外国宗教学的成就,并与中国宗教文化连接起来,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罗竹风主编,阮仁泽、肖志恬为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阐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施船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龚学增的《社会主义与宗教》,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从正面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兼容性及实践途径。

研究目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主要限于出版和研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著作,21世纪的研究除了继续挖掘先哲思想的价值,深入分析其具体理论内容,还探讨了当代俄罗斯学者的宗教哲学思想;除了重新阐释传统宗教哲学家的思想,还试图建构新的宗教哲学理解模式,如哲学人类学家霍鲁日研究东方基督教传统中的静修主义、重建静修主义人学的尝试。因此,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复兴宗教哲学传统以便为社会提供精神支撑,21世纪宗教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更多地转向了宗教对于民族精神凝聚力、国家政权巩固的作用。

关于宗教的本质,学者们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念。先是赵朴初强调宗教的文化性,而后吕大吉、方立天、卓新平、牟钟鉴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认为提高文化品位是宗教发展的健康方向。于是宗教研究超出“教义宗教”的狭小范围,进入广阔的天地。

研究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倾情于新的寻神运动,21世纪的研究涉及宗教哲学的学科归属,宗教哲学的理论起源、研究对象、发展历史、理论逻辑、本质特征,以及宗教哲学与宗教学、宗教哲学与哲学、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等更为专业的领域。21世纪的宗教哲学家除了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世界三大宗教之间的关系,还尝试对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方宗教、中国儒家学说进行比较研究;除了继续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哲学思想,还致力于挖掘其中的人类学资源,展开了宗教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

关于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学者们打破以往平面化的视野,揭示宗教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功能。有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牟钟鉴的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王雷泉的宗教“三层次”说(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关于宗教的功能,除以往较多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外,现在则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心理功能、道德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其正负价值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研究态势。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侧重整体性的关注,21世纪的研究因学者各自兴趣不同或充当不同的政治运动代言人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和分化趋势。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宗教哲学家感兴趣,不同的宗教哲学家被不同的人关注或遭冷遇,这成了研究的常态。分化中的探讨也不再限于阐释层面,而是在阐释中显示出较强的批判性甚至强烈的否定色彩。先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宗教哲学唯心主义的原因是认为它与科学和社会进步背道而驰,新批判者们谴责宗教哲学唯心主义的原因则是认为它通过宣扬《圣经》中的《启示录》,将使人陷于虚妄并导致狂热,从而难免产生社会灾难。由此,新批判者们表达了对宗教哲学救世主义、理想主义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的担忧。

世界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就整体而言,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已经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而较多地关注和凸显了客观科学的一面。宗教哲学研究虽然鲜活如昨,但无论是出于复兴传统思想的愿望,还是基于建构新理论体系的需要,都不再回到传统宗教哲学的原点,而是在注入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观念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力求更广泛、更具体地适应社会需求、回应现实问题,从而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感,显示出更强的思辨力和学理性。

综合性宗教史和各大教专史都有重要成果问世。如: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周燮藩、牟钟鉴等的《中国宗教纵览》,郭鹏的《中国佛教思想史》,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主撰的《中国佛教史》三卷,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刘成有的《近代居士佛学研究》,陈兵、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年——199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着《中国伊斯兰教史》,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上下卷,是目前中国学者撰写外国宗教全史难得的作品。

道教史的研究,包括经典、教义、教派、人物、道术、文化等研究,在佛、道、伊、天、基五大教中,以往基础是最薄弱的。近30年则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最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一大批老中青道教学学者如李养正、卿希泰、汤一介、胡孚琛、卢国龙、王卡、李刚、陈耀庭、刘仲宇、詹石窗、樊光春、李远国、朱越利、许抗生、张广保、王宗昱、孙亦平、吕锡琛、强昱、陈霞、谢路军、赵卫东等,努力开拓,为道教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华道藏》49册(张继禹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2003年)的编纂出版成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事。

宗教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宗教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这是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年,学界引进西方宗教社会学,并用以考察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戴康生等的《宗教社会学》,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李向平的《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2008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与民族宗教学的诞生

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复兴和发展,宗教人类学也日渐活跃起来,为中国宗教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金泽的《宗教人类学导论》,张桥贵、陈麟书的《宗教人类学》,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以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为研究主轴的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宗教学分支新学科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与其相关的著作有: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李德洙、叶小文主编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张践的《宗教·政治·民族》和《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王志平主编的《硝烟中的沉思——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曹兴的《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牟钟鉴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一、二、三、四、五辑(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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